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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2)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
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
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
。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
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
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
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
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
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
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
,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
、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
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
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
,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
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
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
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
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
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
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
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
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
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
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
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
;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
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
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
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
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
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
,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
[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
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
。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
,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
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
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
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
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
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
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
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
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
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
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
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
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
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
,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
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
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
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
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
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
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
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
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
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
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
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
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
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
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
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
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
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
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
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
,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
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
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
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
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
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
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
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
,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
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
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
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
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
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
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
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
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
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
○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
;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
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
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
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
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
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
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
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
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
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
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
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
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
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
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
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
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
。”[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
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
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
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
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
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
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
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
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
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
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
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
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
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
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
能。

  注:

  [40]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
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8月版,第359页。

  [44]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 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
月25日。

  [4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版,第418页。

  [48]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8月版,第360页。

  [49]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
7年9月29日。

  [51][5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
0月6日。

  [54]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
10月4日。

  [55]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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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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