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方,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