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谈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经历与观察
长征开始，红军不断损失，士气愈发低沉。
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军事指挥的错误开始有议论，不满逐渐在酝酿。
王稼祥的第一位的作用
按照伍修权的说法，早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就曾对李德的指挥提出质疑。可见，张闻天后来能支持毛主席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还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因伤只能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整天在一起，行军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谈，王稼祥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人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加之，此时党内、军内普遍感觉到中央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所以在长征行军途中，已为遵义会议作好了思想准备。
综上，毛主席得到大家的支持不是偶然的。
王稼祥第一个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张闻天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组织领导，李德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遵义会议参加者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朱德
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
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因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
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
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然后，彭德怀和李卓然，因为部队发生了战斗，会未开完就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则因部队没有及时渡过乌江，未能参加会议。
遵义会议开会情况
遵义会议过程中，因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日常事务，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
遵义会议前后共开了4、5次。
会议日期
伍修权的印象是在1935年1月12日左右。因为1月15日有份电报，彭德怀已回前方，遵义会议仍在进行。
而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伍修权认为，这很可能是1月18日之误。
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中央领导机关1月9日才进城。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座次
遵义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象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
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
只有李德的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伍修权坐在他旁边，他完全象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
会议内容
会议的内容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重点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揭露军事教条主义的危害。
主报告是博古作的，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
副报告是周恩来作的，他一向谦虚，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稍后作了发言。通常他总是先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
这次，毛主席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
毛主席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绝大多数，不是全部。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和朱德也支持了毛泽东。
周恩来也完全同意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他又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
其余别人的发言，在伍修权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聂荣臻。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他基本是一言不发。聂荣臻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
李德
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
而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
别人发言时，伍修权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伍修权的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
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事后，有人说李德在会上发脾气，还把烤火盆也踢翻了，把桌子推翻了。伍修权说，这是他没见到的。
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成果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撤离遵义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凯丰的坏坚持
博古的好态度
会议结束后，对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已经作出结论了，改组中央领导的决议，也已向部队传达。
但是，有一个人，最后还坚持错误的立场，力图为左倾错误辩护，就是凯丰。
凯丰在会上态度就不够好。
会后，伍修权曾听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虽然有错误，但他的态度还是照顾大局的。他说局势已经定了，不好再讲什么，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
当时，中央有几担装有文件和党中央印章的挑子。
尽管博古在中山大学时曾参与了王明的教条宗派，回国后又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他较快地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服从了党的决议，为人是正派的。
博古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端正的。延安办《解放日报》，博古任总编辑，他写的社论、文章，很好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遵义会议后的李德
1935年1月19日撤出遵义时，伍修权还同李德在一起。
李德自己提出要求跟一军团行动，中央同意后，伍修权随他到了一军团。过了桐梓，又继续前进。
这时，林彪同李德虽然不再多接触了，但李德要求到一军团来，显然还是对林彪感兴趣的。林彪交代军团管理科一个大个子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
每到宿营地，那个科长总是亲自为李德号房子，在最适中最安全的地点挑比较好的房子给他住。
部队打土豪得来的东西，也给李德提供最好的一份。
但是，李德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第二次进遵义时，有一回，伍修权去李德屋里，见他桌上摆了一堆核桃，还有把小锤子，看来李德自己刚刚敲了吃的，伍修权也就敲了一个吃起来。
李德正一肚子气无处发泄，突然拿伍修权出气：“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跟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边界感！
后来，伍修权被调到三军团工作，有一回司令部得到一些炼乳、咖啡和香烟等，杨尚昆叫伍修权送给李德。李德一见，又说伍修权真是个好人，没有忘了他。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伍修权被调到三军团工作，被任命为军团副参谋长。三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科长是李天佑，他原来是师长，因为部队缩编，调上来当科长，是保存干部的性质。司令部还有个管理科，科长是胡里光，副科长是唐延杰。
在以后的长征途中，伍修权还遇见过李德几次。
过草地张国焘搞分裂后，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与毛泽东等人争吵，要拉人随张国焘南下，李德和伍修权也在场。
李德当时也是反对南下的，伍修权看他未必是出于拥护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而是希望尽快北上，好靠近苏联，重新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李德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骑兵。
1936年10月，斯诺到保安访问过李德，他对于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和撤销他军事顾问职权，仍然是不满和一肚子牢骚。
那时，中央分配李德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周恩来还是指定伍修权再去为李德当翻译，伍修权很不乐意。但最后还是遵从了周恩来的意见。
于是，伍修权同李德又共事了一段时间。
李德离开中国
1939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苏联。李德乘周恩来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
伍修权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负责接送并具体安排他回苏联。将李德接到办事处后，立即同苏联驻兰州的代表机构联系，将李德的情况向苏联同志作了介绍，请他们负责下一步安排，送李德回苏联去。
苏联代表也已得到通知，接手安排李德回国。
伍修权在兰州同李德作了最后的告别。李德在我国活动6年多，其中同伍修权共事近2年。
伍修权亲眼看到了李德最神气和最失意时的样子。
李德回苏联以后，斯大林批评了他，他不再官运亨通了，被派到出版社工作。
二战后，李德被送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之类的职务，还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书名叫《中国记事》。不过内容完全是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