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谈张铁生的答卷

新文化研究 原创

原文照刊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张铁生的答卷》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张铁生的答卷

毛远新

  1973年党的“十大”结束后,我去看望主席。我们先谈了这次大会的一些情况,主席讲自己的腿脚有病,所以让代表先走,由此談到了主席的健康问题,谈到《木兰辞》。

  谈话间,主席突然问:“你们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你知道吗?”我有些意外,不知主席对此事是什么意见,只说了句:“我知道。”

  主席说:“我是从新华社内参上看到的,《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文章,是写在考试卷子背面的。据说反映不一,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好得很嘛,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我要《人民日报》和中央报刊都全文转载。还有那个编者按语也写得好,要一起转载。”

  主席指着我说:“张铁生出在你们辽宁,你和省委的同志都要好好读一读。还有那篇编者按语写得好,你和省委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我的心放了下来,低声说:“那篇编者按语,是……是我写的。”

  “你?”主席一愣,或事出意外,或不大相信。他眉头一皱,双目圆睁,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平静地望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渐渐地,主席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接连点了两次头。看来他相信了。

  我说:“去年夏天,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向你汇报过辽宁的工作。谈到教育战线,当时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低。你当即打断我说:'不对!主要矛盾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

  主席说:“是啊,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你是不对的。列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做到了吗?”

  我说:“今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你问过我,辽宁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还说现在大学招生对象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要我多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大学招生方式的意见。回到辽宁后,我到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最集中的盘锦地区,走了好几个青年点,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听了一些农场、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

  主席问:“他们怎么讲?”

  我说:“中央规定这次招生对象,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特别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常年忙于生产和工作任务,中学数理化课程几乎忘的差不多了。招生文件下发后,家庭条件好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女,还有些收入高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多都扔下生产,跑回城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了,有的还专门请了家庭教师进行辅导。五、六月份是辽宁水稻产区的农忙季节,五一开始育秧、整田,六一开始插秧,七月十号前必須完成。为了抢时间,留在乡下没有回城的青年,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回来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没精力再熬夜复习功课。有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经跑了一大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生产队干部和负责带队的老农,急得跳起脚骂娘。

  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文件我看过,但没有引起重视。按主席的意见去作了些调查后,我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下去作调查,多听听下乡知识青年的意见。看来高考招生还是件影响很大的事。”

  主席说:“我历来反对用一张考卷,就判定一个青年是否有真才实学的考试办法。我多次讲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到是那些连举人也没有考中的,像蒲松龄,从十七岁一直考到七十岁,胡子都考白了,还是没中举。他写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集子中最出色的。还有曹雪芹,不要说举人,何时中的秀才还有待考证,却能写出《红楼梦》,古典长篇小说中最出色的。谁能说他们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我们大学的中文教授,有几个能超过他们?

  我看呐,所谓知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本知识,一类是实践知识。书本知识,主要也是前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读了许多书,不参与实践,前人的经验并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承认实践也是知识,严重脱离实际。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叫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包括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我在党内多次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意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青少年代表着未来,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共产党自己管的学校,都有党委和党支部,就是要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担心,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在那里培养将来挖共产党祖坟的人呐。

  要搞教育革命。中学毕业后,要到社会中到劳动中去接受实践的磨练,再从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培养大学生。否则,从小学到大学,关在教室里十六七年,培养些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只会死背标准答案,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他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欺骗,拉拢,收买。”

  我说:“你多次批评过我,说我就是这一类的书呆子。大学毕业后,你要我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兵,从一个战士重新学起。”

  主席笑了,说:“所以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的学生,都下乡去搞四清,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读了那么多书,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工人农民,将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鬼才知道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的目的,招生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继续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行得通吗?正是有这个担心,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多听听广大群众,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们的意见。”

  我说:“辽宁省教育局决定先搞几个考试试点,但数理化考试结果,许多知识青年都不及格。”

  主席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省委专门听取了教育局的汇报。他们谈到沈阳医学院试点情况,面对下乡、下厂多年的招生对象,对考试题目难度没把握,就把全院副教授以上专家请来,要他们按规定时间,把数理化的题目先作一遍,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确定考题难度。结果出人意料,专家教授们也几乎都不及格,许多人都交了白卷。”

  主席说:“哦?有这样的事?”

  我说:“当时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难道大学教授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没有?我请他们把医学院数理化的试卷调来,我带回家,按规定时间自己作了一遍,并按他们的判分标准打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说:“数学中的代数部分能及格,而几何部分许多题我答不出来,数学平均还能及格。物理好些,能得七八十分。最惨的是化学,几乎等于交了白卷。数理化考试平均成绩不及格。我当时……”

  主席大笑,指着我说:“连你也……也,也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说:“你知道的,我是以优秀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又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难道我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不够格?这时我才理解了沈阳医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中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是有真本事的。但是,多年不摸中学课本了,突然遇到中学的数理化试题,也真难为他们了。化学考试,几乎全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好的教授,是专搞药理分析的,他日常工作一直就没有离开化学。”

  “唉!”主席长叹了口气:“那些教授恐怕就是现时代的曹雪芹,蒲松龄,不是他们交了白卷,不及格,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及格哟。”

  我说:“当时我就想到那些在农村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既然省里不能保证给他们同等的足够的复习准备时间,就不该沿用过去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方法。两天后,我把我自己的考试成绩,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我说,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对全省几十万下乡知识青年太不公平了。”

  主席说:“不只不公平,主要是不能反映一个青年真实情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打破旧的世袭制度,公平选拔人才,在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后来,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走进了死胡同,脱离实际的八股文害死人。《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恨透了科举,谁要劝他复习功课准备应考,他就对谁抛以白眼。这恐怕是曹雪芹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这套考试办法,是以新八股取代了老八股,也走进了死胡同。再不搞教育革命,残害青年,埋没人才,误人子弟啊!”

  我说:“省教育局长汇报还说,锦州试点有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发了篇议论。这个青年就是张铁生。我就把他那张考卷调来,读了他那篇文字,觉得他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我要省教育局派人去锦州对他作个调查。调查回来后,省委听取了汇报。他们说,张铁生中学毕业时,成绩中等。1968年下乡插队,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长年忙于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没有复习时间。生产队一头大牲口生病,他牵着几乎走遍全县,到处求医,还是不治而亡。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发愤要学习兽医,就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后回去当兽医。”

  “好!有志气!”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就是要选这样的青年上大学。他在考卷背面写的那些文字,是一篇讨伐现行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
我说:“据调查的同志说,后来给了他几天复习时间,改换理化题目再考一次,成绩在七十多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把他那份答卷登在《辽宁日报》上,目的是想在全省引起一场讨论,大学招生到底用什么办法更好。经常委会同意,我动手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说:“有感而发,写得好!我要《人民日报》转发时说,一定要把编者按语一起发表。今天我才晓得,是出自你的手笔。”

  我说:“我要教育局给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让兽医系录取他。”

  主席说:“这个朝阳农学院,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坚持在农村办学的农学院吧。”

  我说:“就是那所大学。陈锡联按你的指示,坚持把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里迁到辽宁最贫穷的朝阳地区。”

  主席说:“现在讲要科学种田,缺的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农科大学的毕业生,都想拿国家工资后,留在城里,不愿下乡喽。”

  我说:“去年你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和陈锡联商量,打算今后分批从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个青年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原大队当技术员,我们叫'社来社去’。回去后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记工分,国家每月补贴三到五元。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每个大队都有个留得住的技术人员。遇到实际难题,随时和农学院老师保持联系,工作若干年后,再带着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培训提高。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专家呢。”

  主席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你们那个……那个考教授的医学院,是不是也可以给每个大队培养个医生呢?主要从赤脚医生中选嘛,毕业后也回去,农村更需要懂医懂药的人呐。”

  我说:“我看可以。回去我和陈锡联商量一下,明年就开始试点。”

  主席说:“今年就办不了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成绩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和表现,占30%;二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群众对他的评议结果,也占 30%;三是这次高考考试的成绩,占 40%。”

  主席说:“先试一试,发现了问题再改进嘛。”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大学招生考试为什么不能放在冬天?他说,东北无霜期短,现在的考试时间正赶上农忙。冬天农闲,加上春节放假,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复习功课,赶在春耕之前考完。这样生产、招生两不耽误。”

  主席说:“这个意见好哇!可以考虑东北地区招生放在冬季进行。”

  我说:“我也想过。但是,这要涉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动,否则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怎么办。这些问题,还在探索研究中,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总之,不能光凭一张试卷,就决定一个青年的前途。”

  主席说:“你好像说过,你们省那个教育局长原来就是个小学教员。我和她一样,原先也是个小学教员嘛。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她叫温巨敏。是党的'十大’代表,这次来参加了会议。”

  主席问:“那个张铁生来参加会议了吗?”

  我说:“他又不是'十大’代表,他没来。”

  主席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参加呢?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不是写进党章了吗?”

  “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我想解释。

  “那你们辽宁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当初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我主要考虑到大学招生考试方法要改变,没想到主席却上纲到“战斗檄文”,上纲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1973年底,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到张铁生,他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就是要敢于反潮流!”

  1974年辽宁省选举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时,中央纪登奎同志给省委打来电话,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专为辽宁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指名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1975 年,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 1 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妄图颠覆XXXXXXXXX,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上,我承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张铁生的答卷,并亲手起草编者按语属实,同时我也讲了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条转发,还责怪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等全过程。针对法庭指控我构成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我反问,那毛主席是否构成了破坏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呢?此事纯属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分歧,不应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后说‘要拿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致使张铁生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如果国家法律认定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就构成了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也只是我和毛主席两个人要负责任,但我们两人确实都没有什么“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等思想。江青等四人原先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是在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后才知道的,才表示支持的。

  附 件:

  附件(1):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

  附件(2):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

   2023-08-11 21:19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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