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合文——谨以此敬悼伟人）
出于忠朴的社会主义灵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立后的巩固发展，倾心注情。从矛盾斗争学说所揭示的事物曲折运动规律，以及社会运动的一般状况和现实斗争出发，毛泽东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以来的每一位革命导师都更为深刻地看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艰巨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从而，第一个提出反“和平演变”的问题。诚然,反“和平演变”问题,在毛泽东逝世后也引起极大的争议。不过,这一争议，在人民方面，今天已暂趋平息，因为理论界对此已基本上形成共识。人们已较为普遍地承认这一理论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较为一致地承认它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在实际斗争中，存在一些片面性，即自身也明显带有“处在涤罪的历程中”的特征。
这里，侧重说明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
一、现实的告示：反“和平演变”不是无病呻吟。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意识说到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正确的反映,就是虚幻的、颠倒的，或错误的反映。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产生科学理论，则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第一、社会存在(即社会事物诸矛盾、本质)是否已全面展开和显露;第二、认识主体的认识能为(把握认识工具、前人的正确认识理论，以及综合归纳的能力）是否能够达于已全面展开的矛盾；第三、认识主体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动力和健康的心态（没有不良的心理定势）。由此可以说，正确的认识和理论不会出现在客体本质的初现乍露期，不会产生于不学无术而仅凭个人感觉的实用主义者的大脑中；更不可能出现在满脑旧意识而缺乏革命精神的混世政客的心灵上。这里尤其应该强调：在外在条件和机会相同的条件下，真理之神独钟那些为该时代奋斗矢志不渝、无私奉献和不倦研究精神的人。毛泽东正是这一类的伟人。这里，我们当然不是主张人们重建对毛泽东的情感上的迷信，而是在提示认识主体的自身在认识真理过程中，所必然道循的一般的思想认识逻辑。
作为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辩证法已相对完备。它告诉人们:"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2)。毛泽东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工具,在社会实践的基地上开展社会主义研究,“经过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去完成时代赋予的认识任务。作为指导认识社会主义的辩证法的一个具体内容是:事物发展不是顺直的，而通常由肯定发展到否定，否定再发展到否定之否定；任何社会性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不是一连串精彩的跳跃，都有一个曲折并且长期斗争的过程。列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的一些具体情况（显然，有些情况被个别人有选择地夸大或掩盖了），毛泽东逐步深化了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巩固的长期性、曲折性的认识，并丰富了理论。
首先,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即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它的产生并被人们承认,就是一个充满曲折反复的过程。人们懂得，这一曲折过程是毛泽东认识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提出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史实性前提。
史实之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被人们承认是一个曲折过程。
人所共知，社会主义的最早形态，是以慈善家的空想出现的。这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和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它以倡导人类的普遍理性，向统治阶级呼吁施舍，提倡在社会和谐中消灭私人经营和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其本质不过是纯粹的乌托邦。也因此，它在唤起无产阶级的普遍激动和向往后，历史任务就完成了，──自己便在血淋淋的阶级对抗中被碰得粉碎。
可笑不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也不要小看它，早期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抗衡的，它是主要力量。这种说到底是假而又假的社会主义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它力图说服人们相信,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也可以创造全人类的幸福。历史是无情的。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以暴露自身的反动而空想的性质而终结。它的妄图“用月光制造金灿灿的法郎”式的梦想，很快就变成现实的“怯懦的悲叹”。尽管如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这种社会主义中是一支最重要的方面军；尽管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时已相对成熟了，但这时，全社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半是怀疑反对，半是犹豫彷徨。当时，马恩曾多次宣布：自己在工人运动中还是少数派。
曾和蒲鲁东主义并行于欧洲的, 是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布朗基主义。布朗基的以少数人的恐怖主义去创建社会主义的行动，也曾吸引过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但热情和勇敢不等于科学。最终布朗基主义以1871年的失败，被历史用闪光的墨迹永久地记刻在巴黎公社墙上。
教育人们较多的懂得和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数拉萨尔及其后来的各种机会主义。这些伪善社会主义一次次把人们推上希望高坡，又一次次把人们推下灾难坑谷。当人们饱受苦难，再细细检察这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之后，才发现它带有少数人投机售奸的野心纹章，于是愤怒离散。在经过一段沮丧、一段冷静、一段比较性思索后，人们开始坚执地寻找自己的真正代表和能使自己得到解放的真正科学的思想。三灾九劫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熬过。辩证法等了历史许久，终于被历史承认了。20世纪初，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被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认识掌握了。
……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曲折性起幕。如此艰难起伏。这对我们那些十分善良，但头脑有点简单的人来说，是十分不好理解的。因为按照这些人的逻辑：一切科学的东西是好的，既然是好的，就当然会一唱天下和，一举便成功。事实上，我们不少民族、国家的人们，正是停滞、落后在这一简单化的思想下：前进性的改革、革命，那怕有一点困难，他们就会怀疑自己的正确性。
史实之二：社会主义革命和胜利的曲折过程。
这也是少数头脑简单、思想平庸的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事实。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德国，不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艰难，而且就连马克思本人也被反动派驱逐出境。
经过几番流离颠沛，马克思、恩格斯终在英国落脚，努力宣传社会主义，并组织共产主义活动。然而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却也是常有激动而少行动。到了19世纪末，本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英国工联，却离开马克思主义，羞羞答答地投进了资产阶级怀抱。
社会主义灵魂在欧州徘徊，但作为真理，它不可能永久受冷落。20世纪初，它终于以韧性的战斗，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俄国──取得了胜利。
人们不难发现，从1847年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起，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1917年的苏维埃联盟，整整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革命几次潮起潮落，潮落潮起，革命中心、热点几经转移。
几十年中，欧洲人们有过若干兴奋激动；有过千重誓言和决心；有过多次浴血奋战；也有过一次次失败后的痛苦失落和一些人懊丧彷徨，以及个别人的骂爹怨娘。可谓是长夜漫漫，道路歧曲艰险。
这远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曲折的全部。人们眼前的现实展示：社会主义苏联在经过几十年的振奋发展后，尽管已将本来较为落后的沙俄帝国变成名列世界前茅的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如“胡汉山般的志高趾扬”，又回来了。人所共知，自1956年前前后后的“改革”，赫鲁晓夫将社会主义一系列文化思想、价值观念讥笑和咀咒为“白痴”、“疯狂”、“简单化”、“泯灭人性”……，后经勃列日涅夫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诸如所谓自由、人权等，“冷静选择”后，再由戈尔巴乔夫的“精彩一跳”，完成了由起步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合理合情”的认受，到由此自然地发展为对社会主义的“通灵宝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推翻……这样一个开始甜蜜蜜、兴高采烈，中途理直气壮并宣布“不可逆转”，结果资本主义全面复归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的叶利钦，则以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到处宣布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的迷误，而招摇于世，并以此获得了俄罗斯英雄的誉号和国家总统的桂冠。
史实之三：由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回溯人类社会形态变革前进的全部历史：都是如此这般──充满曲折。
在人类历史上，由原始共产状态向私有制过渡，即原始社会主义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就是一个艰难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欧洲历史文献表明, 由于人们习惯了原始状态的“四海之内，莫非吾土,天下之物，莫非吾物”的公有生活，与此相应，人们头脑中也没有私有观念，为了确立私有制──这在当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聪明的改革家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力量, 并利用上千年的时间,使土地，主要生产工具等成为私人所有。比如用这是“雅典娜领地”、某某“神”的住所等戒牌，维护个人财产不受他人侵犯。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推进，在人类历史上，大体在所有完成这种推进的国家，都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反复、曲折斗争。以中国为例，公元前221年由秦统一了国家，才基本上较为巩固地建立了封建社会。而在此之前，奴隶制和封建政制在秦国整整进行了七代人的斗争。在这个长期较量中，改革、革命同回复、倒退，几同拉锯一般。其激烈的程度可以用“时有腥风
血雨”来形容。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封建制改革家商鞅，就是死在封建社会制度一时失败于奴隶制度反抗的历史低潮中。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也是这样。以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典型的英国为例。它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内战, 于1649年废除君主制,历时近30年。不久,旧王朝又卷土重来，直至1688年资产阶级发动政变，从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此时，并不是就太平无事，而是仍动荡不已。这种局面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才真正稳定不来。另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和曲折更大。从1789年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到1870的81年里，经历了两次帝制复辟。在当时的法兰西大地上,“城头时变大王旗”。
美国作为历史包袱最轻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几乎花上了百年时间，经过了人们的浴血奋战。中国的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斗争，基本上是一个只有曲折，没有坦途；只有痛苦，没有欢乐的无果实的战斗。它经过多少代人的呼喊、战斗，可是夜漫而路遥，封建主义象一个无法走出的迷宫，使本来就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竞折腰”，一次又一次地颓然倒下。
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是古今中外社会革命史实的启迪，──如此两方面，再加上对现实的研究，构成了当代最完备最科学的认识方法，即系统化认识，使毛泽东站到了前人不曾具有的高度，去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走向，思考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必然曲折性。晚年，毛泽东要人们读史，读鲁迅，要学马列，去研究儒法斗争，其中要义，即在于此。目的是使自己和人民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从而站在马列之上进行创造。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他的认识之足逻辑地踏上一个新的高地。他明显看到历史上无论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尽管都还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是一种主脉共通、命魂相系的私有制下的革命，然这种革命尚如此曲折，那么，根本改变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则任务更艰巨,时间也会更长,道路更为曲折。他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4) 毛泽东这些源于正确认识理论和对真确历史、现实的研究、思考，不但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也具有一般真理性的指导意义。这种对社会主义巩固的长期复杂性的估计，完全不是出于某种自悲，更不是个别不怀好意的人所批评的：神经过敏和无病呻吟。
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行动、理论和现即结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事物自然产生于世界上，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并且就同类事物而言，凡是成长，发展得成熟、完备和高级的，其生存能力，抗侵害能力，也相对较强。基于这样两点认识，我们可以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对成熟、完备，因而也具有顽强生存下来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生存能力不仅表现于自身的自然而和平的存在、发育,而从根本上说,也表现在它们的抗“打击”能力相对较强上。当今世界人们已经看到，当社会主义风暴一次次席卷欧亚时，一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能一次次地避免被灭亡的命运;非但如此,它们还如野兔四季变色、乌贼鱼遇敌而喷墨、好斗的公牛长出越来越尖硬的头角来一样，也逐步“磨炼”出一套对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这个办法，人们把它称为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其实，这不全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并不光是矛头对外的。它的起步是国内。并以对内的“和平演变”，作为对外搞“和平演变”的依托。
１、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战略始于资本主义自家的“庭院”
毛泽东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5) 资本主义也是如此。在它经过数百年的充分发展，走完黄金年代后，它自身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而不可调和了。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被无产阶级敲响了。但是，资本主义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而千方百计地存在下去。
资本主义维持寿命的方法大抵是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二是从内到外安抚、软化和腐蚀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这里，要说明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等革命导师的理论预言问题。过去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论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简单化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曾宣布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资本主义已处垂死阶段，行将就木，社会主义必定胜利。而今天资本主义不但垂而不死，反而又现“二度春容”。因此，在一些人的简单化的头脑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或者过时了。其实，这种理论的含“误”成分在革命导师那里并不是严重的。较多的错误倒是一些人目光浅近、思想平庸、急于功利的不良心理定势所致。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那里,社会运动的时间尺度单位,如前所论,不是日、月、年，更不是百米赛跑中的分分秒秒,它的时间单位通常是代、世纪。他们言论中的“快”、“很快”和“马上”，通常也不是定指今天、明天；今年、明年，而是一种出于宣传鼓动群众的需要,并非是确定量的形容语。当然,他们中的个别人，在个别场合下的个别用语,也可能有误。但总体上,他们是看到社会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的。特别是毛泽东，他虽然在建国初的建设问题上有急于事功的失误，但不久, 却透切了解了这一点,并对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反复的（毛泽东的观察思考点，不光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可能性, 作了科学的分析。
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是从拉拢、腐蚀本国无产阶级开始的。
迫于本国无产阶级的反抗、起义，鉴于欧洲1848年的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资产阶级惮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纷纷改变了对待本国无产阶级的统治战略，一改过去那种残酷剥削的方针为外剥内抚。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示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
──对外征服的战争,不是强迫本国工人而收买落后国家、民族的人进行。比如英国征服印度的大部分战役、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几乎都是利用土著人代替自己进行的。
──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推给别国的穷人去干，让自己民族的很多人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
──根据1907年的调查，在美国，从落后国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法国的采矿工人，很大的一部分是外国人。(6)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平演变”本国无产阶级的情况。而在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东欧又出现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等一批国家又相继进入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更大的震撼。震撼之余，他们便变本加厉地执行“和平演变”本国无产阶级的战略。他们进一步剥削别国人民，而在本国用金钱、利益收买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人的上层，培养他们成为工人贵族；在国内实行福利（这些福利，大体都是穷国的民脂民膏）保障制度,让工人参加管理;不但把苦、脏、累、险的活,推给不发达国家的人干,有的干脆把苦、脏、累、险的企业，尤其有公害的企业，办到落后国家……
如此这般的措施，──人们仍能看到，至今仍起着巨大的抚慰、演变本国无产阶级的效用，较好地安定了资本主义自家的“大院”。就实而说，在近二、三十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确实处于冷寂状态。这种“和平演变”本国工人阶级的情形，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只不过他们当时没用“和平演变”这个词罢了。
──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7)
──1881年8 月11日，恩格斯批评英国本来的工人阶级政党──英国工联说：“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们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8)
──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再一次批评英国本来的工人政党说：“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工人十分安然地……共享英国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9)
──后于1892年，恩格斯在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写序言时，又一次重复了以上的看法。
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去证明毛泽东已对资本主义在本国工人中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了解程度。但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即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学马列, 并为人们勾出马列的几本重点书籍中,即有恩格斯的这些观点。
２、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明确化，并实施于外。
资本主义对内“和平演变”的得手，启发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尤其是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后，更强化了他们的这一战略意识，并将它以明确的理论提出来。时至今日，理论界关于“和平演变”理论，都是从资本主义对外，即对社会主义进行颠覆图谋的意义上使用的。人所共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切，是十分了解的，并且──如上说──相应地创造了反“和平演变”战略。
这里有必要分述资本主义对外“和平演变”战略形成的较为详细的过程和具体手段。
第一、过程和阶段
──雏形。二战后，资本主义一顶顶皇冠落地，一批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被推上了断头台。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使资本主义十分惊恐。在此情势下，首先是美国国务卿杜鲁门提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设想，继而是艾奇逊提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接着是杜勒斯，他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提出来。他宣称：要用更有力的，即非武力的方法，取代“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内部的演变，打垮社会主义。
──战略形成。1956年以后，在杜勒斯观点的基础上，肯尼迪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肯定，并提出一系列理论，制定了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利用资金和技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培养资本主义种子，冲破社会主义铁幕,以达到“和平演变”的一整套计划。肯尼迪的如此作为，标志资本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战略的形成。
──实施和发动。本世纪的60年代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开始全面启动、实施。被资本主义世界誉为“和平演变”理论家的尼克松，一边提出了《真正的和平》《1999：不战而胜》等“和平演变”的理论著作，一边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开放，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动荡, 全面发动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政治攻势”, 叫嚷着“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不但发动美国“要举国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事业的发展”，并提出──当今各民主国家考虑如何帮助世界上的民主政治运动──才是明智之举的观点。里根上台后，抓住苏联在“和平演变”氛围下“改革”的大好机遇，把苏联的“政治乞讨袋”当着旗帜挥舞，半是怂恿、半是胁迫地提出同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来呀！这里有民主,有人权,有自由,有繁荣的经济!就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大海里……，所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家在一旁卖力鼓呼助喊着, 情真意切。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听了──盛情不可却啊！于是就有《新思维》, 就有“公有制就是无人负责的所有制”──选择了同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出一辙的热昏的胡话；于是就改革，就有所谓的“政治公开性”“全民的民主”……。殊不知,当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一旦立脚,这种改革就会逻辑地，也是进一步地深入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轨道中。于是“改革”不可逆转了，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在“演变”洪水下崩溃。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个自以为聪明，但实际上政治极其短视的思想侏儒，也被自己引来的洪水冲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方。同叶利钦相比,戈尔巴乔夫自有“小巫见大巫”的羞赧。
西方人欢呼了，“和平演变”全面发动和实施，取得了成功。这实际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功，因为水陆可以变迁，但洪水永远不可能淹没整个地球，尤其是有中国“长城”抵挡。
第二、具体手段和特点
对资本主义政治家来说，近30年的国际风云变幻，确是令其欢欣鼓舞的;而对世界人民来说,却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为搞“和平演变”，处心积虑、阴谋狡诈的叵测伎俩。他的手段和特点，在作者参写的另一部编著中，有如下归纳：
其手段有五。
一是利用宣传渠道大搞文化渗透。多年来，他们利用“美国之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大搞宣传工作，大肆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他们以传播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信息”为名, 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前进中的问题和暂时困难,散布社会主义危机论、失败论；他们打着“客观公正”报导的幌子，造谣生事，诽言妖诬，进行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及社会主义的宣传，无孔不入地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满。他们还根据人类在历史文化观念全面更新──这里又可用上马克思的“在涤罪所的历程中”之喻──这一过程中人们的不适应；以及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其它旧观念的死灰复燃，利用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活动，美化宣扬西方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落后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培植人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情绪。
二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贸易合作为圈套。社会主义国家一旦上钩入套,他们即施加政治压力,迫之就范。西方政治家有一个坚定的政治原则，强调“对外援助”必须为“战略目标”服务。他们有的甚至赤裸裸地提出：提供经济援助必须以受援国向着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变革为条件，援助必须有利于“促进西方化”的改革进程。在叶利钦沿着西方化“改革”的几年间，每当叶利钦受挫，政治上遭到挑战，西方总是关怀备致，体贴入微，宠爱有加，给他打气，加油和援助（尽管口头允诺居多、实际行动较少，但毕竟给了一些援助）。他们坚持“多‘改革'多支持,少‘改革'少支持,不‘改革'不支持”的原则，毫不含糊的规定，援助性贷款和投资“只能用于发展私营部分”，用以建立私有化市场经济机制。一向以营私自利为铁则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此热衷关心社会主义改革，并且喋喋不休地说三道四，不厌其烦地指手划脚，他们的“司马昭之心”，还需别人去揭示吗?
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积极网罗、并卖力支持反动势力。他们利用一些国家完全放弃阶级斗争，或利用一些国家人民因以往在阶级斗争上的失误,转而出现毛泽东所批评的“丢刀子”──变得无嗅无觉，毫无警惕的情况，而大力网罗亲西方人员；利用国际互访、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培植亲西方势力；利用免费培训、悬赏国际荣誉、优先出版论著、特邀参加会议等方式，争夺、策反高级人才；如苍蝇逐臭般地寻找、鼓励和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其中进行政治挑唆；大力抬举、宣扬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资助成立各种离心于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和团体；他们还利用和鼓动宗教组织，布教说经，以宗教影响，来削弱、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壮胆张目。
四是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和困难，攻击造谣，推波助澜，破坏社会稳定。西方反共势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弱点”,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弱点”,煽动“不满和对抗”,使“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磨擦”;他们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 “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宗教感情的复萌”，从而达到使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散,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目的。
五是不断争夺青年一代。早在杜勒斯在世，他们就扬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如今代代相续,他们目标又放在新的青年一代身上。为了争夺青年一代, 他们把重点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身上。其用心是一箭多雕，一举多得。首先是让人才“洗脑换魂”，来日学业有成，心驻身留，直接为西方服务。二是让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由知识、才能的载体，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
从以上种种的“和平演变”手段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经济打道，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中，无不憎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 在“和平演变”的谋图中,他们始终以淡化、软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为目标。然而，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本身正是一种强烈的资本主义政治；是一种力图保证剥削阶级习惯性政治道德观念的深根固蒂──而不被动摇的看守计谋。此外，他们用经济交往援助，设卡布坑，明修栈道，却暗渡陈仓，以达到非常政治化的目的。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或其它困难，动辄以实现所谓民主化、自由化、实现西方人权, 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为条件。西方资本主义突出政治的举动表明，在当今资、社两大社会体系的生死较量中，无产阶级政治是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二是图谋明确，突破重点。“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图谋，就是让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行动上则是循序引导，渐步入深，设计道路，让你自己去走;引你入阵,让你欲退不能。在“和平演变”的作力点上, 资本主义也不是全面出击,而针对不同态势，把握重点，步步深入，务求有成。开始，他们选择从波、匈“入口”，后在东欧“突破”，继在俄国“固守”。在今天，他们自知“和平演变”伎俩已大白于天下，“替死鬼”亦已找到，战略的诡秘性也已消失，他们便公开跳上前台，撕去昨天的伪装，赤膊上阵。时下，在俄国这个重点地区，他们拼力向共产主义宣战。请看俄国的情形：当叶利钦把标志旧沙皇的三色旗挂上克里姆宁宫顶，恶狠狠地咒骂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诸恶之首”时，西方资本主义笑容可掬，道出了以前支持苏联“改革”的谜底，说西方人的目的正是在于让俄国人重返资本主义。无伪装的战斗，就要付出无伪装的代价。──后来, 俄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受蒙骗的人,开始怒吼了，并用1995年的杜马选举,让前共产党人大胜, 以此来表明对叶利钦实行资本主义的不满，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满。鉴于此，在后来的总统选举中，西方人干脆插手了。开始，他们一方面急不可待地出谋划策，企图让叶利钦推迟或取消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另一方面暗示和提醒叶利钦：一旦在选举中失败，就在克里姆林宫发动政变。此外，他们还派遣了智囊小组,为叶利钦掌舵。1996年新春伊始,西方资本主义纷纷通过新闻媒介，公开表示对叶利钦竞选总统的支持，同时表示对共产党的反感；德国总理科尔还风尘仆仆地飞抵莫斯科，直接了当地宣布对叶利钦的“拥护”；西方其它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也深知保住叶利钦对进而保住俄国的资本主义阵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一个接一个地做出姿态，将前几月还争吵不休的一些问题淡化,甚至故意做出让步。最有意思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客官僚们一改往日的傲慢样子，热情表示接受叶利钦的邀请，参加199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七国会议，用以抬举叶利钦，──好让他成为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世界级的政治家。其中为叶利钦拢人投票之心，再明显不过了。真乃是为保叶氏计谋用尽、妙策使绝。尽管如此，叶利钦还是元气大伤,已无1992年“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他经过两轮拼搏,伎俩使尽，才获得胜利。而这个胜利，却又是将给他未来带来极大麻烦的胜利。据一家在世界颇有影响的民意测验机构宣布，二次执政头一年的叶利钦，在国内拥护率已降到最低点。大多数俄国人认为叶利钦改革的方向不对。有家民测机构还不无警告地说：如时下立即重选总统，共产党人久加诺夫将上台（其实，眼下共产党并不急于上台）。经验表明，我们大可不必过于介意于资产阶级宣传家中的喜怒是非，但当今的俄罗斯，社会主义主义之魂又在走向劲势，这倒是事实……，这真应使资产阶级政治家寝食难安的。
三是配合协调,行动一致。尽管西方国家在自身的利益上有分歧,但在搞“和平演变”上却目标一致，并且协同动作。1989年7月，布什提出：当前西方国家“头等任务是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此后，西方国家加强了行动协调。目前，基本上配合一致，密切协同，大体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的格局。
四是手段狡猾，赌注巨大。为了搞垮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几乎运用了政治、经济、外交、贸易、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手段，施展了全身的解数，投入了尽可能大的赌注。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和平演变”的“热情”，赌注越来越大。可以想知, 尽管资本主义宠儿──波兰的瓦文萨早已下野, 叶利钦亦成为臭狗，但内外资产阶级精英仍会展现一阵“复辟”的猖狂。而有一点是决然肯定的，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资改精英的命运，确如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进入华容道，每一次大笑都会引出一支伏兵一样。
五是进攻性强，欺骗性大。资本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困难和失误，互相鼓励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布什就曾说过，我们的目标是大胆的──比我的任何前任可能设想的抱负更大。他为达到自己目的,这多年，他不远万里，亲赴波、匈等国,支持那里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但由于这种进攻在很长时间里是隐蔽的，是戴着慈善、救助、支援面具的，同时又是利用人民自己身上的历史旧习惯、旧传统和旧观念，故而通常不被一般人觉察。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关心”“好心”, 人们一般都从社资趋同方面去理解（在这种理解的同时, 这些人通常又在内心深处暗暗反悔和讥笑自己过去对社资道路不可调和理论的崇奉）。加之，由于多种复杂因素，近几十年来，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人民群众，乃至不少共产党人思想上出现迷惘。因如此,使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显得更具欺骗性和诱惑力，也就更显得得心应手了。
３、立此存照：资产阶级政客“和平演变”理论
在全面写述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种种行动之后，这里有必要不加评论且较为全面地择摘资产阶级政客的这方面理论，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当代的社资较量中，资本主义是多么重视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多么精明地设计种种圈套，多么严密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以此来强化社会主义人们的警惕，提高政治免疫力。
⑴关于“和平演变”的提出：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说:“……苏维埃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现有各国人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1)“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12)
“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13)
──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说：“不让国际共产主义取得外部胜利，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政策。这样做法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使其越来越谋求它们自己境内的人民的福利……”(14)
──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说: “高谈‘解放'或‘和平演变',当然都是很好的。”(15)
⑵关于“和平演变”的渠道：
──1980年5 月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写道：“苏联需要同西方接触。他们需要我们的技术，需要同我们做生意。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他们无法同世界完全隔绝。当他们打开门，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真理送过去。”(16)
──1982年10月,尼克松在《领导人》中写道:“人民对人民的接触以及文化和情况的交流……确是有助益的”(17)“以使贸易成为我们施加影响的手段──从而使它所造成的互相依赖关系对我们有利”(18)。1984年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中说：“大规模增加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是两方能够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和平、进步和稳定所作的最好的投资。”(19)"增加贸易和接触,能够促进苏联集团内部的和平演变。"(20)“位于苏联帝国边界上的匈牙利，很容易收到奥地利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未受干扰的广播，因而彻底地受到了西方的爱好和思想的熏陶。”(21)“无论是利用人员交流,还是通过交换书籍或广播节目,将给这些壁垒后面的亿万人民以希望，并将逐渐侵蚀苏联制度的基础。”(22)"对于苏联制度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 就是他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之间、他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之间、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 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23)
⑶关于“和平演变”方法和措施：
1988年3月13日，尼克松在《与苏联竞争的六种方法》中，提出了要用意识形态、外交、军援、经援等方法同苏联竞争，并注意使用秘密活动的方法。他指出：“……如果放弃秘密活动，那实际上就是穿上了一件紧身衣。”(24)
1988年8月28日，尼克松在《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一文中提出：西方必须促进东欧的和平变革。
1988年10月,基辛格对南朝鲜《东亚日报》谈话时说,他期望“共产主义世界”通过采取“不同的市场经济”、“共产党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作用将减弱。”(25)
1985年1月，布热津斯基表明这样的主张：鼓励东欧国家的“民主力量”来改变东欧国家。(26)
1989年3月13日，布热津斯基著文认为：“……西方必须制定一项真心诚意地帮助实行系统改革的政策，两者互相配合。如果只把金钱倒入苏联和东欧，那不仅仅是浪费，而且会延误需要进行的基本改革。
相反，美国、西欧和日本应该坚持，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的互换条件是进行正式制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27)
1985年10月2日，舒尔茨说：“……反对共产党接管的威胁的最好的防御力量是加强自由和民主。”(28)“我们面临广泛的挑战要求我们从同样广泛的对付办法中作出选择：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向自由战士提供援助，或者一旦需要采取直接军事行动。”(29)
1988年10月7日,怀特黑德坦露了这样的观点:东欧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美国及其盟国应抓住这一“历史性机会”，采取灵活有效政策，“推进东欧和平的、积极的变革”。
1984年4月，尼克松在其著作《真正的和平》中写道:“我们必须把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我们能够从东方集团取得政治上的让步，作为我们提供经济合作的交换条件”。(30)
1988年，尼克松发表一部著作，名为《不战而胜》，书中提出：美国和西方的目标应是针对苏联的目标不战而胜地建立一个“自由世界”。
三、因有机关枪而造迫击炮，──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及伟大实践
在自然界，动植物通过改变、提高自己的现状、水平，而努力生存，但这不是说，任何物种，每个生命个体，都能永久地生存下来。恰恰相反，每个具体的生命个体总要死亡的；某些在进步规律的道路上“失足者”，也总会被淘汰的。规律之神只宠护“低级向高级发展”中的事物。
在社会领域里也是这样。低级形态要让位于高级形态，资本主义要让位于社会主义。诚然, 今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一时似乎遏制了社会主义,确给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难题。但这不过是历史发展的正常性“曲道”，它改变不了具体事物总要死亡的命运。资本主义也一定要灭亡。
至于当今的问题，且看──
历史不提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包含着使自身得到解决的因素。在中国古老的正邪、因果的宗教命题中，还有关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说；也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且邪不胜正、正必压邪的道理。毛泽东改造、发挥了这些思想中的辩证法方面，提出了人类认识不断进步，并且正反互相启发、推动的思想。他形象地比喻说：有机关枪便有迫击炮；敌人用两手来扼杀革命，必然也能教育人民用上强劲的两手对付他们；人民的革命事业沿着曲折的道路终要取得胜利。
毛泽东凭借他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渊深的历史知识，凭借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对当代社资反复较量情形的把握，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下，针对资本主义妄图剿灭社会主义的“机关枪”──搞“和平演变”，刻意创造了“迫击炮”──防止“和平演变”理论,并在他生命的岁月已不多的晚年,开始伟大的实践。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奇险无比的探索，因为这种探索，注定是要犯很多错误，而他自己又是肯定没有多少时间去重新认识、总结和修正这些错误的。这是一个由自然规律设造的遗憾。
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人们都会承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在涤罪所历程中”的战斗：决不可指望一役而将人类祖先的“原罪”悔赎干净；为了整体的最终目的，有时得有意利用“原罪”的这一部分去克服那一部分……
１、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对社会主义的建成和最终胜利,毛泽东固然是十分乐观和希望“只争朝夕”的，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战略家的姿态。在战术上，即具体事业和工作上，除酝酿大跃进，以及跃进刚开始的那么几个月时间，他通常是较为谨慎的。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胜利，他都认为：要有一个很长时间；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好多东西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曲折，等等。尤其是进入60年代，他已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象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反复。
在1959年11月──当杜勒斯和肯尼迪等人明确提出搞“和平演变”的观点不久，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号召人们提高对西方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他告诫大家：西方政界要人讲和平演变，他们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要我们转到合乎他的利益那个制度上去。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并且尖锐地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不久,即60年代初,他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他多次说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们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他特别要人们警惕：我们国家又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存在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２、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行动
如果说，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是毛泽东对黄炎培关于走出中国旧的运行周期的实践性回答，仅在客观上起着防止“和平演变”的作用,那么后来的全面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则有着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的十分坚定明确的主观性动机。关于建国后，这三件大事，──我党至今在其基本方向上还是承认的，基本肯定了毛泽东的良好愿望，以及现实的针对性，这是英明正确的。当然，就实际效果论，1957年的整风，它后来被“打击一大片”的反右斗争代替，现在看来,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并且也未必体现毛泽东的正确意图。至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作为社教继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现在也都承认是“一个无果的……”
但这些都是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重大的试验性举措，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步,曲折和失败,也可喻之为“在劫数之中”。不过,科学地说,这些仅代表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
必须重申的是，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决不是“杞人忧天”，值得欣喜的是：今天这一认识已为很多中国人承认，并且，我们的党中央，一直没有淡忘这个问题。这是“历史”在近几年进一步展开的结果。
母庸置疑，毛泽东一系列重大举措都是围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所认识的──而展开的。具体内容的主要方面，直到今天，还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上一章所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历史运动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化这方面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把坚持公有制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来考虑，这是当今决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的共识。我们党今天仍一再强调这一点。尤其当西方那些政治家们，把我们改革也看成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 以为我们上了他们的圈套,而象童话中的狼外婆那样，“善良”地给我们出主意，要我们放弃公有制时，我们党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正确的方向，这是十分英明的。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现在西方和我们的某些精英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则和计划经济相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有制，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个“死结”。
让西方政要们和某些精英们的主意去发酵变馊吧！中国人民只能在毛泽东探索所认定的公有制道路上前进，创造出自己的特殊型的经济模式, ──这极可能是一种极有效的经济过渡状态。如果这种经济模式最终要求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相信我们党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而进行新的探索。请注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通灵宝玉”，“莫失莫忘”，社会主义方能“仙寿恒昌”。西方政要们, 中国某些精英们，请“稍息”！
其次，摸索着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道路。1957年的大鸣大放也好，60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也好。毛泽东都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试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群众自己在解放自己道路上教育自己，在民主的过程中学会民主。诚然毛泽东的这种开放式引导的方式，一时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在毛泽东的辩证的思想词典上，它却可以解释为：它是未来真正“思想解放”这枚原子弹发射运行前的“点火”。混乱是要克服的，缺失也必须纠正。但一切的混乱、缺失，都不应记到社会主义的帐上。
此外，人民群众真正的思想解放，民主水平的提高，正是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中的目的；同时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前期手段而发生作用。
再次，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也让西方政要和资改精英们有如梗在喉般的难受。毛泽东深谙其理而坚意行动。他在防止“和平演变“的系列行动中,通过反复教育,苦口婆心而让国人如雷贯耳，并刻骨铭心、志意入髓。诚然，这一点，我们也是付出一点代价的，甚至可以说，我们为此付出了一定数额的学费。但其基本方向，却是不可否定的。今天，我仍党牢牢地坚持这一原则，有力 地保证着我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３、归纳性结论：现实证明毛泽东的先见之明
从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理论的最初提出，距今已有５0多年了。尽管毛泽东在世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在群众中存在失误。但今天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和平演变”危险性的客观存在。
首先,从西方政界要人在“和平演变”理论发展上看,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关于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但其内容有更为直接的颠覆社会主义的性质，即，一点伪装也没有了，而且更全面，论述得更为周详。在行动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也都协同步伐,配合一致。这一切,使那些本来对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有怀疑的人，今天,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识事深刻，预见高远。
其次,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上看,资本主义搞" 和平演叐"，确已取得一些成果(可以肯定，这是暂时的)。从上世纪8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频频进攻，已连连得手。先是东欧剧变，接着是苍联解体……。一时间，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真所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毛泽东在世时预言的危险性变成了现实的恶果。在发生“和平演 变”的国家里，问题的严重性，也大体如毛泽东所料。
第一、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领导地位，严格地说，首先是这些共产党在“和平演变”中,好多人已不具有真正共产党人志意品德)。其中不少国家走向分裂、解体，有的干脆改名为民主党而随波逐流。有些前共产党领导人本想在这种社会政治的变迁中改头换面，投机取巧, 然而总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过来指责“带上有共产党的印记”,而被狼狈地赶下台去。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一类人物及这一处境的典型。领导人境况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正直人士受到种种迫害和欺凌，则更不必说：失业扫大街的还算是“给出路的”；很多人遭到拘禁、逮捕判刑，甚至遭到暗杀的也不乏其人。
第二、也如毛泽东所说，党变质，国变色。在发生和平演变的那些国家里，他们纷纷变改国名，去掉“人民”、“社会主义”字样。亲民共和、人民民主政体被多党制和议会制政体代替。有的国家为了发泄对红色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公然祭起历史“杏黄旗”。俄罗斯的叶利钦干脆重升沙皇大旗，其对共产党仇恨之深，全世昭然。
第三，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德，为“利已主义”的资本主义道德，并且，在 “和平演变”成功的地方，资产阶级喜笑颜开，往日的社会渣滓神采飞扬。“利已主义”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这里有金钱，壮汉们给我打工吧！这里有金钱，美人儿，给我卖身吧！这里有金钱，跪下为我服务吧！……。而这些思想瘟疫一旦流行，也得完成一个周期性过程，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周期演进的开始，尚有洁身者抗争，但不久，不少人便淹没在利水铜臭之中，再过些时日,很多人便不以为然,不以为臭而无可奈何地称之为香了（当然，这里也不必悲观，有道是“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此时，只有等社会斗争重新造育新的全新的革命了。
不过，这里当重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连现在的有些老百姓也在讲，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是不可扼制的，它会不断地造育自己的代表者，指出社会主义方向。一部分人叛变了，迷向了，新的代表者又会产生，再朝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和平演变”了国家里，他们本来希望听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来的“一集装箱又一集装箱”的甜言蜜语和美好许诺,便能进入富强的天堂。然而，一些人今天已经发现，这不过是一个陷坑，一俟你跌入──并且无出坑的可能时，资本主义即脱手而去，或者趁火打劫，使你沦为附庸。如今的波兰、俄罗斯等国的情形正是这样。“改革”多年，不但其经济未摆脱窘困，相反却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增加, 劳动群众生活条件恶化（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富得流油的）,社会极不安全,黑势力猖獗。
当这里的人民开始反思历史，他们也许不能不为东方毛泽东的防止“和平演变”理论而慨叹。但他们今天和今后一段时间里，能有的作为只能是通过选举──把一些政治盲人、小丑和掮客推下台去，──波兰已经这样做，其它国家总有一天也会这样做。不过，人民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再者，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严峻事实上看，“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最雄辩的事实莫过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一风波的本质是：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西方资产阶级怂恿和赞助下, 利用人民群众憎恨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大肆鼓噪政治自由化、经济私有化，谋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这种由西方人插手，一些人在西方思想腐蚀下腐败；另一些人借群众之力和假人民之手来推翻社会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搞“和平演变”的典型特征。这次风浪已离去好多年时间了，人们也许会想到，这次动乱不但证明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而且中国能避免这一次厄运，正同毛泽东在世时的一系列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的。
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民，反思改革，大讲政治，提高政治敏锐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必将从新的角度上，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防止“和平演变”的科学含义。并将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是防止“旧社会制度的复归”！
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2)同上,第561页
(3)《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7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9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5页
(6)经上四段,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20─824页
(7)(8)(9)同上,第825页
(10)参见1996年1月15日《参考消息》第3版、《1996 年大事与问题展望》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24)(25)(26)(27)(28)(29)(30)《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第1─2、9、12、18、21、24、29、30、31─32、39、100 、114、147、151、15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