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蒋介石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与毛主席同处一个时代。”
的确，纵观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他能在一段时间内压倒当时众多的风云人物，纵横捭阖，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中国，他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然而，蒋介石不幸遇到了毛主席，就如同三国时的周瑜与诸葛亮相遇，终难逃命运的捉弄。
其实，金一南教授也不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早在90年前，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就曾发表过相似的言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博夜谈”。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失败，以及湘江战役的巨大军队损失后，在遵义紧急召开了会议。
会议上，众多将领就博古、李德照本宣科、不顾周围实际情况，导致红军损失惨重的问题，严厉批评了博古，还推举毛主席参与中央核心领导。
会后，博古非常郁闷，迟迟没有交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驻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发来了急电。
当时，项英率领驻守中央苏区的红军受到了敌人的多面围剿，急需中央作出指示：是坚守阵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
面对着十万火急的电报，众人却犯了难。
博古身处最高领导层，可他的决策显然不能让众人信服。
于是，收到项英急电的这天晚上，周恩来连夜找到博古，推心置腹，谈了很久。
当时，周恩来和博古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番真诚的谈话，终于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也顺利实现了后来的“博洛交权”。
虽然后来毛主席出于各种考虑，推荐张闻天代替自己出来领导中央工作，但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主席的意见，党的军事路线因此完全改变了。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中央红军焕然一新，士气大振。我军不仅成功二渡赤水，迅速抢占娄山关、再次攻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首个重大胜利；还巧妙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智渡金沙江，使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最终闯出了一条崭新的生路！
正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很显然，毛主席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