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七、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
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紧急的局
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
能背叛的严重局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
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

  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
进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
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
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
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
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
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
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
新时期的新政策。[1]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了中
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
时,不这样做,就等于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
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说:“南昌
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
,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2]但这次起义
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
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
广东,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
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
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汉,指导湖
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
,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
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
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
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
《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
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
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
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3]他要求从南昌
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
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
大纲》,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
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
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
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
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缴租,对五十亩
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
员会决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
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
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
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

  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
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
、泽东、卓宣(书记泽东)。”[4]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
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
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
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
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
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
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
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
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
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指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
,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
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
做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
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
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
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5]。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

  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
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

  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
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
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
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

  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
定方向。[6]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
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7]恩
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
、‘从痛苦经验中'学习。”[8]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
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
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
,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
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
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9]在此之前,中共湖
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
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
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
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
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
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10]
。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
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
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朋友说:
“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
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11]“是什么原因
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12]当然,
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
需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
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
。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
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
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
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
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
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
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
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
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
,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13]这些新的认识,
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
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
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
”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
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

  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
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
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
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
,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
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
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
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
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
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
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

  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
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
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
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
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
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
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
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
“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
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
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
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
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
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14]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
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
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
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
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
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
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难怪瞿秋白在一个
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15]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
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
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
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
事力量为帮助”[16]。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
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
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
“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
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
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
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
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的
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
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
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
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
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
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
,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
,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
,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
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
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
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17]土地财产
;(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
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
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
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
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18]。
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
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
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
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
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
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
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
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
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1991
年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
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
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
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
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
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
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
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
。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
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
,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
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军
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
动的布置,确定分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
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县的农民暴动,以
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
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
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
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
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
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
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
们的退路”[18]。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
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
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
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
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
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
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
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致电驻防
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
六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
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日起,“特别戒严
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
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19]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
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湖南浏阳
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
智地脱险。这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那
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
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
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
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
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

  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
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
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
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
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
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
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
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
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
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
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20]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
(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
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
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合,
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
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
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向萍乡方
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
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21]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
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
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
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
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
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
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
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
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
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
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
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
脑筋。”[22]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
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
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
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
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
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
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
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
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
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
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
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
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
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
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
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
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
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
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
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2
3]。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
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
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
。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
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
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
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
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
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24],不过,我们不是先
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
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
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和
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
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
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
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
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
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
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
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
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
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
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
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
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
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领毛泽东
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
赴浏阳协剿,一面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
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
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
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
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
们勇敢向前。行军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
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几十支枪。
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
,现在又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
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
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侦察不力
,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
损失三百。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
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分痛惜这位年轻将
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还我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
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
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关押的有
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
强。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
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下,一举攻克县城。
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
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
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
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
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从安源通
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
自行下令进攻平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
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
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
而又坚决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
。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
。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
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
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
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
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
开拔,朝永新方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
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
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
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

  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
,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
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
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
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
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
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
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
?'‘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
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
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
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这
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
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
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
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
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
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
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
,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
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
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
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

  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
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
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
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
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
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
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
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
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
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
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
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
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
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
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28]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
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
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
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
,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
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
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
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
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
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
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
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
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
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
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
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
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
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
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
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
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
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
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
枪来,上山打游击。”[29]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
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
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
0]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
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
民众运动”的结合。

  注: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年4月版,第121页。

  [2]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
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
267页。

  [3]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
月版,第27页。

  [4]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
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82年3月版,第3页。

  [5][6]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7]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5月版,第458页。

  [9]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页

  [10]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27年8月9日。

  [11] 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
年3月23日。

  [12] 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
华外宾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22日。

  [13]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
3期。

  [14]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
、100、101页。

  [15] 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
927年9月28日。

  [16] 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27年8月22日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3月版,第370、372页。

  [18] 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页。

  [1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20]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
979年12月版,第52、53页。

  [21] 这首词,作者后来作了修改,将其中“修铜”、“便
”、“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
和“愁”。

  [22] 《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
治通讯》第12期。

  [23] 《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
治通讯》第12期。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
月版,第126——127页。

  [25] 《余洒度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
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页

  [26] 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
176页。

  [27] 《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28] 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29] 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
4年6月23日。

  [30] 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
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下一页

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返回《毛泽东故事》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