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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
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
?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
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
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
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
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
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
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
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
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
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
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
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
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
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
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
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
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
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
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
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
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
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
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
“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
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
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
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
”,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
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
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
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
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
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
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
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
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
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
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
,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
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
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
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
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
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
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
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
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
“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
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
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
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
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
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
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
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
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
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
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
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
“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
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
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
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
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
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
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
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
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
同进行的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它对以后这两支野战军汇集
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来实现毛泽东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意图,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毛泽东先后发出两份电报,在
表示祝贺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
进行鲁南战役。电报说:“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
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宜集中主
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峄、枣、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
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收复苏中、苏北一切失地。”[1]在刚打完
一场大仗后,立刻提出这样的任务,实行起来自然很不容易,因
此,毛泽东告诉陈粟:如指战员感觉久战疲劳及伤亡过大,则应
鼓励士气,并将部队就火线上编并,以利续战。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
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七十四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
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
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
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
,毛泽东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
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十二月二十四日,陈毅、粟
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
,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所在。二
十五日,毛泽东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
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
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
战”;第一仗以先打鲁南敌军主力整编第二十六师为宜,以争取
全局好转。[2]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
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
在一月二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十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战役在
一月二十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
快速纵队以及整编第五十一师,计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五万多人
,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三万六千多人,缴获一百零
五毫米榴弹炮四十八门,山炮、野炮四十一门,坦克二十四辆,
汽车四百七十四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
,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
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二月一日召开会议
,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
内指示。

  这个指示明白地宣布:“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
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
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
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他从两个方
面进行了分析: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同时
,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指示中说:“解放
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
胜利。”[3]

  政治局进行讨论时,毛泽东说:发这个指示很需要。这种文
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
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
革命动力是两个战线,解放区与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
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他又说:“我们的文件
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
蒋介石的口号。”会议快结束时,他再一次发言,提出要“使一
切没有土地的人有土地”。他说:土地政策是不是可以早几年解
决?可以的。“现在解决也可以,如果太迟,要犯很大错误。”
他谈到: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五年到十五年,五
年已过了一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
表。[4]

  这是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的形势发展,第一次明确指出中
国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到来了。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关于集中
统一以打更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进行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下
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
、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二十七万
人;并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精心筹划,继续实行内线作战。
华东野战军主力出敌不意地隐蔽北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到
二十三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第七十三两个军六个师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
七个师(旅)五万六千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
洲和中将军长韩浚,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
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接着,华东野战军主力又掉头向南。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
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
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
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
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

  在精心组织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不断歼敌的同时,毛泽东还
筹划了在其他战场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战役。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人民解放军即将结束战略防御而转入
战略进攻之际,毛泽东在为新华社起草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
民的包围中》的社论中写道:“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
,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
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
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
,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
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
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于城市就是失败,要想在
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
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
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5]

  这时,为了摆脱战线日益延长而兵力日益不足这种被动的困
境,蒋介石已缩小进攻的正面,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
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
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当山东战场的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的同时,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
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
,巍巍宝塔山,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而成
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旬,蒋介石将握有重兵、长期坐镇西北、
围困着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到南京,确定了
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他又飞到西安,召集西
安军政负责人开会,研究确定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三月十一日
,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
的决定,确定在洛川组织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
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称)所属各部的进攻行动。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三十四个旅二十
五万人。基本部署是:以胡宗南直辖的十五个旅由宜川、洛川向
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并以五个旅维持后方兼充战略预备队;
以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部自甘肃、宁夏向东南,以邓
宝珊部自榆林向南,担任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
共中央,或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
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
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加上三个兼警备区(军分区)的地方
旅,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
都居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在得到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后,毛泽东召开了几
次中央会议,对局势作了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
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
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为了抽调兵力组织这次进攻,胡宗南在
右翼的山西地区只留置四个旅,协同阎锡山进行防御,在后方的
陇海铁路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上兵力也很空虚,完全是“孤
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毛泽东正确地作出判断:蒋介石
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
,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
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毛泽东和中
共中央定下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
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
(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
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
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
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
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部,
从战略上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
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三月十日,在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
情况下,毛泽东派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并传达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三月十二日,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
分中央机关人员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搬
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并在这里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南线
情况的汇报,当场研究决定由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
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
主任的师哲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
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三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
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
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
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
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
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
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
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
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
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
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
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
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
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
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
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
不往非礼也嘛。”[6]

  对当地的老乡,毛泽东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譬如有一
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
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
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
,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
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
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
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
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
,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7]

  这个仗怎么打?他把刚调到延安的新四旅政委黄振堂、副旅
长程悦长、团长袁学凯等找到王家坪住处谈话时,对他们说:“
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
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
。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
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
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
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
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
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
,情况就会好转。”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准备留在陕北。他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
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
,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
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
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
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
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三月十一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离后七小时,国民党飞
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十七日清晨,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
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十五个旅十四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国
民党飞机四十五架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
区进行大轰炸,投下五十九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
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
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不说
什么时候离开延安。

  十八日,延安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上疏散完毕,延安城里
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王家坪窑洞里同
刚自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枪炮声
越来越近了,别人劝毛泽东早些走,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
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和王震一直谈
到黄昏,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并和周恩来、彭
德怀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叮嘱道:“把房子打扫一下,文
件不要丢失”,才同彭德怀分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十年的
延安。

  他们的车队经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
镇西南的刘家渠。接着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
岭、任家山,在二十五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
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
仅十五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
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二十七日,他就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的问题同刘
少奇等交换意见后,在当天致电晋绥的贺龙、李井泉,告诉他们
:“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8]二十八日,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后方工作,毛泽东、刘少
奇等率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于
二十九、三十日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
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
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
央委托的任务。随后,四月十一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
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
会。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
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
,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
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
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胡宗南的部队在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兴高采烈地
庆祝了一番,还授予胡宗南“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要他立刻指
挥军队对陕北进行“清剿”。

  胡宗南命令部队在延安地区略事整顿补充后,以主力向安塞
方向挺进,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而以整编第二十七师
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部向青化砭方向担任右翼侧掩护。他们
根本不知道撤出延安的人民解放军主力此时正在何方。彭德怀、
习仲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集中主力在青化砭伏击担任右翼掩
护的李纪云部。二十二日,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
,李部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口袋。伏击部队立即迅速出击,经过一
小时四十分钟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共毙俘二千九百多
人,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当了俘虏,伏击部队只伤亡
二百六十五人。这是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取得的第一个胜
利。二十六日,毛泽东高兴地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
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
嘉奖。”

  青化砭战斗后,胡宗南才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
北山区,立刻部署部队转向延川、清涧挺进,准备“先切断黄河
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毛泽东
分析了胡军这一行动,认为现在的关键是“不怕胡军北进,只怕
胡军不北进”,因此一面告诉彭德怀、习仲勋应避免同胡军作战
,除以一部分部队同它周旋外,主力应隐蔽集结在机动位置待机
;一面致电陈赓、谢富治,要他们推迟几天再发起晋南攻势,以
便让胡军放胆北进。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只要胡军北进,钻入
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发挥
自己荫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
件,饥疲饿困敌人,然后寻机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
意图,彭德怀在青化砭战斗后,用小部队不即不离地吸引胡军在
千山万壑间游转了十二天,行程四百余里,使胡军疲困,一无所
获。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作了这样的描绘:胡军“以十个旅组成
横直四五十里左右之方阵,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攻安塞,攻
两延,攻瓦窑堡,到处扑空,现已显现疲困,逃亡颇多。我军仍
在待机击敌。”[9]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彭德怀、习仲勋等发出《关于西北战
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
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后
,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
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
条件。”“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
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
,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
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
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
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
之。”[10]

  这以前几天,总部电台截获一个重要情报:驻清涧的国民党
军整编第七十八师二十四旅的一个团将赴瓦窑堡接防。据此判断
:原驻瓦窑堡的整编第一三五旅将沿公路南下。毛泽东立刻致电
彭、习,要他们“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彭、习迅速作了部
署。十四日八时,整编一三五旅果然离瓦窑堡南下,十时左右进
到羊马河以北,早已在此设伏的解放军立刻迅猛出击,激战八小
时,全部歼灭该旅,毙俘少将代旅长麦宗禹以下四千七百余人,
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二个胜仗。羊马河获胜后,毛泽东致电彭
、习和其他战略区,指出:“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
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一
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莫
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
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
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11]

  歼灭第一三五旅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迅速撤离羊马河战场,
进入山区,隐蔽休整。胡宗南军主力又经过几日“游行”,数度
扑空,携带的给养耗尽,疲惫饥困,不得不回到蟠龙基地进行休
整补充。此后不久,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发现有解放军部队东
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其实只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部分工作
人员东渡)。根据这个错误判断,蒋介石要求胡宗南以主力沿咸
榆公路向绥德挺进,并命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封闭黄
河渡口,乘机消灭渡河中的解放军。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主力九
个旅从蟠龙、永坪分两路向绥德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向米脂、
佳林出动策应。

  密切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彭德怀,认为良好的战机出现了
,立刻在四月二十七日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并提出:“我野
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引者注:指瓦窑堡)东南及西南,拟待敌
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12]毛泽东在二十八日六时收到
这份电报,立刻复电批准,并且告诉他:“计划甚好,让敌北进
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13]

  蟠龙是胡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工事坚固。守军整编第一师第
一六七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连同
地方部队,守备兵力达七千人。这一仗关系西北全局,很可能是
个硬仗,和前两次的伏击不同。因此毛泽东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三十日,他又致电彭、习:要他们“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
握,方可下决心。”

  蟠龙之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能否于胡宗南援军赶到前取得从
事攻坚作战所必需的时间,而这一点又决定于援敌的距离,胡部
主力距离蟠龙越远,所需时间就越有保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善于用兵的彭德怀立刻作出周密部署。他以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
为主,又从其他各旅中每旅抽调一个排,伪装成野战军主力,沿
咸榆公路同胡军保持接触,缓缓后撤,并在沿途遗弃一部分军需
物资,造成狼狈溃退的假象,使追击的胡军敢于放胆北进(到蟠
龙战斗打响后,这支伪装主力的部队又可以转过来担任对胡军主
力的阻击任务)。野战军主力则隐蔽集结在蟠龙周围,进行攻坚
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发动攻击。

  五月二日,正当胡部主力占领绥德,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
”之际,蟠龙战斗突然打响了。激战到四日二十四时胜利结束,
全歼守军六千七百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粮食、弹药
和其他物资。当放弃绥德仓皇回援的胡部主力在八日赶回蟠龙时
,解放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中,西北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三
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
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胡军一万四千多人,
拖住胡宗南军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
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于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白皮书》曾
经作过这样的评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
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一
九五九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
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
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
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
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
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
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
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述,倒是多少说
出了一些真情。

  注:

  [1] 中央军委致陈粟,并告张邓、张黎电,1946年12
月18日。

  [2] 中央军委致陈谭电,1946年12月25日。

  [3][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
月版,第1211、1212、1226页。

  [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
年2月1日。

  [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12月版,第337、338页。

  [7]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
2年3月版,第31页。

  [8] 中共中央致贺李,并告彭习电,1947年3月27日

  [9] 毛泽东致陈谢并告刘刘,滕薄王电,1947年4月7
日。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版,第1222、1223页。

  [11] 中共中央致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
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电,1947年4
月15日。

  [12] 彭、习致毛泽东电,1947年4月27日。

  [13] 毛泽东致彭习电,194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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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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