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作者: 赵腊平

  有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大学的态度,不少人包括北大的一些专家、学者,似乎都持相同或相近的看法,那就是四个字:“不冷不热”。理由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来没去过北大;为什么不去呢?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受到过冷遇;依据呢?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及北大时说过这样一席话:“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那么,这样的推断是否合乎逻辑,其中到底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我们姑且不下结论,先来了解一下毛泽东1918年到北京大学以及在这里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有关情况——

  这方面的资料不少,但笔者觉得方勇、刘大禹先生的考证比较严谨。两位学者在《毛泽东与北大图书馆的几个问题考析》(2007年第8期《党史文苑》)一文中介绍,毛泽东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的,一直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出任伦理学教授。当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从长沙赴京,出任该职,6月,携家眷住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为此,毛泽东的同学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长沙启程,25日到达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事宜,并住宿在杨昌济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蔡和森很快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议了赴法的各项细节。不久,蔡和森两次写信催促毛泽东,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湖南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八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

  有关当时的情形,毛泽东后来回忆是说过:“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毛泽东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自己回忆:“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

  回忆中,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是由李大钊安排在图书馆工作的。那么,毛泽东与李大钊是怎么相见的?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争议不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但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那么,毛泽东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当时北大进一个工作人员校长压根儿就不过问吗?

  据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萧子升回忆,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按照校长的意思,李大钊就给毛泽东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书记”的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

  据考证,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毛泽东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也就解决了生计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但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却说“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这是怎么回事?

  有关这个问题,一个署名为“阿忆”的学者2008年11月4日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在北大过得怎么样》的文章,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文笔虽则调侃,但看后觉得也不无道理。

  据说,一开始批准毛泽东做“图书馆书记”时,谈好月薪是17块大洋。可到图书馆搬完家,毛泽东正式上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月薪就变成了8块大洋,减了一半儿多。毛泽东拿8块大洋,那当时别的教授和院长们拿多少钱?“阿忆”考证,当时李大钊的月薪是240大洋。北大四大院长的薪金是:法学院院长王建祖副教授,3级学长,月薪350大洋;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副教授,3级学长,月薪350大洋。当时,蔡校长是1级校长,月薪600大洋。相当于今天的将近6万人民币!人家拿得那么高,毛泽东每月才8块大洋是不是就意味着过得很苦?不是。

  据说当时一个工人要是能挣到15块大洋,完全可以养活不上班的老婆和两个孩子。而那时毛泽东是单身,每月有8块大洋薪水,足够生活开销。而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学生们也很自然地分为学籍生、注册旁听生、蹭课生3类。注册旁听生允许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毛泽东当时是哲学系缴费的注册旁听生,而并非蹭课生,所以毛泽东除了生活费外,还可以听哲学课和参加新闻研究会授课和实习,学子地位不低。

  毛泽东(左四)任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期间,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与邓中夏(左五)等人合影。

  毛泽东离开北大的时间大概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离开的原因是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14日达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回湖南。

  有关毛泽东对北大的印象,很多人是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的那段话来推断的,因此认定“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或者说,“毛泽东在北大的物质生活不错,但精神上很不愉快。”有人感慨,“那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谢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阿忆”先生甚至认为,“毛泽东后来勉强为北大题写了校名,但拒绝兼任北大校长,默认新北大把校庆从12月17日改成5月4日,他不大喜欢北大离天安门、皇宫、中南海太近,干脆把它迁到西郊燕园,不愿意去新北大转转……”

  笔者以为,诸如“因为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不愉快,而不愉快他肯定会耿耿于怀,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北京大学就不冷不热了”的逻辑推理过于武断,至少是偏颇的,依据与理由也不充足。你想啊,他在北大可能是有些不愉快,正如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所言:“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我是特别感兴趣的……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但笔者以为,这也只是毛泽东对自己当时在北大工作时地位低下,没能好好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好好交流“政治和文化问题”的一种遗憾,或者说是抱怨。

  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在谈到北京大学时,念念不忘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等,说他是在北京大学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北大,他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女儿后来成为他革命伴侣的杨开慧。很多年以后,他还在延安的窑洞里盛情地接待了当时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傅斯年等的到访,尽管两人政见不同,但因了北大的缘分,“念及在北大的情谊”,和傅斯年“彻夜长谈”,并以题字相赠。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直没能找到回到北京大学的机会,但他对北大的情感与关心却是始终如一的——

  据知道内情的人士回忆,1949年北平刚解放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与北京大学“接上了头”。这些联系共有三次,都是书信来往。

  第一次联系是在1949年4月,是五四运动30周年前几天。当时北大学生会的两位年轻干部,商议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邀请他回北大参加全校纪念“五四”30周年的活动。信的大意是:毛主席在北大工作过,五四又是国家大事,所以请他回校参加活动。信于4月28日寄出,4月30日毛泽东就亲笔作复,原信如下: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四月卅日

  署名为“军中一卒”的博友写过一篇题为《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博文,他分析认为,毛泽东的这封回信非常寻常,而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而且回得很快,从北大把信寄出到毛泽东收信作复,中间只隔两天,除去邮送时间,几乎剩不下空闲,毛泽东一定是收到北大的信就立即亲笔作复的,这可以看出他对北大的急切关注之情。须知其时人民解放军刚刚结束渡江战役,在解放了南京之后,正向杭州、上海逼进。全国也开始了向西南、西北、中南、华南等地区的大进军,军情紧急,建国在望,毛泽东日理万机,有多少重大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啊!对于北大的这样一封邀请信,他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回复,或者推迟几天,亦无不可。然而他却立即亲笔作复,这不就鲜明地反映了他对北大的一腔思恋之情么?据当时和毛泽东同住北京香山、负责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师哲回忆:那时中央机关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国民党的飞机还时来骚扰。每天寄给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几箩筐。一般信件均由秘书室处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会亲笔回信。讲到毛主席这次给北大亲笔回信时,师哲说:“这样的复信,完全可以由时任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代笔,但主席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北京大学在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主席常说:北大是最高学府,我们要尊重知识啊!”

  第二,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感谢邀请,说明了不能应邀的原故,请予原谅,寥寥数语,口气平和,礼数周全,完全是平等待人的态度,没有丝毫虚骄气味。信尾题书“庆祝北大的进步”,表示了一种良好的祝愿。据收到这封信的当事人回忆:这封信由一位解放军战士送交,信皮信纸都很粗糙,信皮上写着“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毛寄”。它给当时北大人所带来的喜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第二次书信联系是在第一次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当时北大正准备在12月17日(按: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日,1949年后改为5月4日)举行第51周年校庆。经校务委员会秘书请示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和秘书长、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同意,决定用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

  这封信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第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为了庆祝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庆,我们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的,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信尾署名“北京大学全体师生”。

  信于12月12日发出,寄往中南海,但过去了整整一个冬天,却渺如黄鹤,没有回音。后来了解到,原来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去了,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毛泽东外访近三个月,回国后有大量积压的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其劳累与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对北大题写校徽的要求并没有忘怀,仅在12天之后,3月17日,毛泽东就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把亲笔书写的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北京大学”函发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办公厅秘书室还致交一信,内称:“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北大校务委员会当即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征求校徽图案,随后即制成长4厘米、宽1.5厘米,印有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两种长方形横牌校徽,前一种教职员工佩戴,后一种学生佩戴。从50年代初起,一直使用至今。据悉,这是第一次毛泽东为高校题写校徽。

  众所周知,在北大历史上使用过两个校徽:其一是1917年由蔡元培请鲁迅设计的等腰三角形状并由鲁迅书写篆体“北大”两字的竖牌校徽,1949年前一直使用;再就是毛泽东书写的这枚校徽。从鲁迅设计到毛泽东题字的两枚北大校徽的延续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的光荣历史。

  第三次联系是距离这次题写校徽仅仅一个月之后即1950年4月。北大的师生员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31周年,筹办有关史料展览,想请毛泽东题字。4月20日,一封信函由北大发出,其中写道:

毛主席:

  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

敬祝身体健康!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

谨启四月二十日

  同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寄去一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毛泽东在收到这两封信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即写了如下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随后,他又在4月28日给北大学生自治会写去一信说:“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进步。”

  半年之内,三次联系,无论是题写校名,还是题字,毛泽东都来者不拒,一一应承,即来即复,又岂是一句“不冷不热”所能结论得了的?尤其是其中“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的题词,既是他对北大师生的厚望,更是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

  其实,有关毛泽东关心北京大学的事,还有一个故事: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马老,您要我怎样的支持?”“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您这个尚方宝剑!”马老得到“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马寅初站在毛泽东身后,当北大游行队伍高举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之间,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看游行队伍,关切他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为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动情地说:“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热的姜汤时,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

  有意思的是,尽管不少人对毛泽东解放后没能去过北大而心存疑虑,甚至耿耿于怀,但毛泽东却把自己的宝贝闺女送到了北大